1970年仲夏的澳门，潮热的风裹着伶仃洋的咸腥，钻进老城区蛛网般的窄巷。
青石板路被晒得发烫，踩上去像贴着一块温热的烙铁，两旁爬满青苔的骑楼歪歪扭扭地挤在一起，木窗棂上的红漆斑驳脱落，露出底下深褐色的朽木，偶尔有咸鱼干的腥味混着巷口香火的味道飘过来，构成叶陶童年最初的嗅觉记忆。
她出生在骑楼三楼的一间小屋里，不足十平米的空间塞着一张木板床、一个掉漆的衣柜和一张八仙桌。
母亲苏婉清是从苏州逃难来澳的会计，说话总带着软糯的吴侬软语，梳着整齐的发髻，哪怕穿洗得发白的粗布衫，也永远浆洗得笔挺。
父亲卡洛斯是土生土长的葡萄牙裔，二战时被日军掳至南洋矿场做苦工，左脸颊一道浅浅的疤痕，是那段岁月留下的印记。
他个子高大，卷发深目，笑起来时会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，偶尔会用生硬的中文给叶陶唱葡语歌谣。
叶陶的到来，像给这个拮据的跨文化家庭添了一抹亮色。
她继承了母亲柔和的东方轮廓，又带着父亲深邃的西方五官——深棕色的眼瞳像浸在清水中的琥珀，阳光底下会泛着细碎的金光，睫毛浓密得像蝶翼，眨眼时能扫到眼下的皮肤，高挺的鼻梁下，是唇线清晰的薄唇，笑起来时右边嘴角会陷出一个浅浅的梨涡。
可这份独特，在童年里没带来多少艳羡，反倒成了孤立的源头。
三岁那年，她跟着母亲去巷口买豆腐花，几个光着脚丫的小孩围着她跳，用带着粤语腔调的普通话喊：“番仔！
野孩子！”
她吓得躲在苏婉清身后，攥着母亲的衣角不敢抬头，却听见母亲轻声却坚定地说：“我的女儿是中国人，也是葡萄牙人，她不是野孩子。”
可那些恶意像粘在衣服上的灰尘，越拍越多。
上小学时，她的卷发成了同学们取笑的对象，有人趁她不注意，偷偷扯她的头发，喊她“小卷毛”；她说话时偶尔会带出母亲教的苏州软语，或是父亲无意间残留的葡语腔调，总能引来一阵哄笑。
跳皮筋时，没人愿意和她一组，女生们扎堆坐在石阶上，窃窃私语地议论她“长得怪”；就连课堂上，老师提问时，她举起的手也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。
叶陶渐渐学会了沉默。
她总是独来独往，课间要么趴在桌上看书，要么躲在操场角落的老槐树下，用小石子在地上画母亲描述过的苏州园林。
只有父亲卡洛斯在家时，她才能感受到片刻的温暖。
卡洛斯会把她抱到八仙桌上，用葡语给她讲南洋的椰子树，讲矿场里的星星，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用糖纸包着的水果糖，塞进她嘴里，甜丝丝的味道能驱散一整天的委屈。
可这样的时光太少了，卡洛斯的生意时好时坏，常常早出晚归，后来甚至一连几天不回家。
她十岁那年的一个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叶陶被一阵滚轮摩擦地面的声音吵醒。
她揉着眼睛爬起来，看见卡洛斯正弯腰把一个棕色的行李箱拖到门口，他的衬衫领口敞开着，胡茬泛着青色，脸上没有往日的笑容。
苏婉清站在一旁，背对着他，肩膀微微颤抖，手里攥着一块皱巴巴的手帕。
“以后，不用再找我了。”
卡洛斯的声音低沉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，说完便拉开门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巷口的晨雾里。
那扇木门“吱呀”一声关上，像一道惊雷劈在这个家里。
苏婉清转过身时，眼睛红得像熟透的樱桃，却硬是没掉一滴眼泪。
她默默地走到衣柜前，把卡洛斯挂在里面的几件衬衫取下来，连同他唯一一张全家福照片，一起塞进了床底的木箱里，用一块旧布盖得严严实实。
“阿陶，阿晴，”她蹲下来，轻轻抚摸着叶陶和姐姐叶晴的头，声音沙哑却坚定，“以后，我们三个相依为命，谁也不靠。”
姐姐叶晴比叶陶大三岁，懂事得早，她紧紧握着妹妹的手，用力点头：“妈，我会照顾好阿陶的。”
叶陶看着母亲强装坚强的脸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说不出话，只觉得眼眶发烫。
为了节省开支，苏婉清带着两个女儿搬到了香港九龙的旧楼区。
那是一栋建于五十年代的红砖楼，她们住在顶层阁楼，一间只有十几平米的小房子。
屋顶是铁皮铺的，踩在上面会发出“咚咚”的响声，墙壁上布满了裂纹，糊着的旧报纸己经泛黄卷边。
屋里只有一张吱呀作响的双人床，母亲睡在中间，叶陶和姐姐挤在两边，旁边放着一张捡来的木桌，权当书桌和饭桌，还有一个掉漆的铁皮柜，用来装母女三人的衣物。
阁楼里没有空调，夏天像个闷热的蒸笼，晚上只能靠一把蒲扇降温；冬天又冷得刺骨，寒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，冻得人缩成一团。
最难熬的是雨天，雨水砸在铁皮屋顶上，噼啪作响，像有无数只鼓在耳边敲打，根本睡不着觉。
苏婉清在狭小的厨房做饭，那厨房小得只能容下一个人，油烟呛得人睁不开眼，屋顶的破洞会漏下雨水，滴在锅沿上，发出“滴答滴答”的声音。
叶陶和姐姐就各举着一把旧伞站在旁边，伞沿的水滴顺着伞骨淌下来，打湿她们的衣角和单薄的布鞋，脚底板泡在冰凉的水里，冻得发麻，却没人敢抱怨——她们知道，母亲能租下这间阁楼，己经花光了所有积蓄。
“阿陶要好好读书，将来住不漏雨的房子。”
苏婉清总在灯下缝补旧衣服，她的指尖因为常年劳作，布满了细小的裂口，有时被针扎得通红，她也只是含在嘴里吮一下，继续缝补。
她原本是苏州有名的会计，可到了香港，因为口音和没有本地执照，只能在一家小工厂做记账员，工资微薄，还经常加班。
晚上回到家，她还要帮人缝补衣物赚外快，常常忙到后半夜，昏黄的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映在斑驳的墙壁上，像一幅憔悴的剪影。
苏婉清再苦再累，也坚持送姐妹俩去圣玛格丽特女子中学——那所藏在九龙塘绿荫里的名校，红砖教学楼爬满了常春藤，操场铺着绿油油的草坪，学费昂贵得让人心惊，却是苏婉清眼里“能改变命运的跳板”。
为了凑学费，她戒掉了自己唯一的爱好——喝苏州碧螺春，把省下来的钱都给女儿们买书本和校服；姐姐叶晴初中毕业就主动辍学，去了一家制衣厂打工，每天在流水线上工作十几个小时，手指被缝纫机扎得伤痕累累，却总在回家时，偷偷给叶陶塞一颗水果糖，笑着说：“阿陶，好好读书，姐姐赚钱供你。”
叶陶没让母亲和姐姐失望。
她坐在阁楼的小木桌前，借着昏黄的灯光啃书本，那盏台灯是捡来的，灯线缠着胶布，时不时会闪烁一下，却照亮了她面前的课本。
她的英语发音标准流利，连教英语的修女都夸她“有母语者的天赋”；中文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，她笔下的苏州园林，带着母亲描述的温婉，让同学们心生向往；数学更是她的强项，复杂的几何题，她总能很快找到解题思路。
就连教葡语的老师，都惊讶于她的语言天赋，常常让她在课堂上领读，说她“比葡萄牙本土的孩子说得还标准”。
可现实的窘迫像影子一样追着她。
圣玛格丽特的校服是藏蓝色的连衣裙，叶陶的那套是姐姐穿旧的，洗得发白，领口处还有缝补的痕迹；同学们都背着崭新的书包，她的书包是母亲用旧布料缝制的；别人午餐吃着三明治和水果，她的午餐永远是母亲早上煮的白粥和一小碟咸菜。
有一次，同桌不小心打翻了她的粥，白粥洒在她的校服上，黏腻的触感让她浑身不自在，同桌却捂着嘴笑：“叶陶，你怎么总吃这种东西？”
叶陶低着头，默默地擦拭着衣服，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。
十三岁那年的一个周末，叶陶替母亲去铜锣湾的写字楼送账本。
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扎着马尾辫，手里紧紧攥着用布包好的账本，快步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。
阳光刺眼，她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，正想找个阴凉处歇脚，一个穿着花衬衫、背着相机的男人突然拦住了她。
“小姑娘，等一下！”
男人的声音带着几分急切，目光落在她的脸上，像发现了稀世珍宝，“你长得太好看了，要不要拍广告？
一天给你五百港元！”
叶陶愣住了，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攥着账本的手更紧了。
她从小就被母亲告诫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尤其是在这种人多眼杂的地方。
“我不要，谢谢。”
她低着头，想绕过男人离开。
“别着急走啊！”
男人连忙拦住她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她，“我是星辉广告公司的星探，叫陈坤，不是坏人。
你看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们公司拍过很多知名广告，不会骗你的。”
叶陶犹豫着接过名片，上面印着公司地址和电话，纸质粗糙，她心里还是没底。
“我妈妈不让我随便跟陌生人走。”
陈坤看出了她的顾虑，语气放缓了些：“我知道你担心，你可以先跟你妈妈商量一下。
五百港元，足够你妈妈买几件新衣服，也能给你姐姐减轻点负担，不是吗？”
“减轻负担”西个字像一根针，刺中了叶陶的心。
她想起母亲指尖的伤口，想起姐姐疲惫的笑容，想起阁楼漏雨的屋顶，五百港元对她们家来说，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
她抬起头，看着陈坤真诚的眼神，迟疑着点了点头：“我……我跟你去看看，但我要先给我妈妈打个电话。”
广告拍摄地在一间狭小的摄影棚里，弥漫着化妆品和胶水的味道。
叶陶被化妆师按在椅子上，涂上淡淡的口红，画了浅浅的眼线，换上一件洁白的连衣裙。
当她抱着道具娃娃站在镜头前时，心里紧张得像揣了一只兔子，手心全是汗。
“别紧张，看着镜头，笑一笑。”
导演拿着喇叭喊。
叶陶深吸一口气，想起母亲收到糕点时的笑容，嘴角不自觉地扬起。
她的眼睛太亮了，深棕色的眼瞳里像盛着星光，笑容干净又纯粹，带着少女独有的青涩与灵动。
导演眼前一亮，连声喊：“很好！
就是这样！
眼神再柔和一点！”
拍摄很顺利，不到三个小时就结束了。
陈坤递给她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着五百港元现金，崭新的纸币带着油墨的味道。
叶陶捏着信封，心里又激动又忐忑，她跑出摄影棚，沿着铜锣湾的街道一路狂奔，跑遍了三条街，才找到一家卖苏州糕点的小店——那是母亲最喜欢吃的桂花糕，平时舍不得买。
回到家时，苏婉清正坐在灯下缝补衣服。
叶陶把糕点递到母亲面前，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悦：“妈，你看，我买了你爱吃的桂花糕！”
苏婉清愣住了，放下针线，拿起一块桂花糕，放在鼻尖闻了闻，眼眶瞬间红了。
“阿陶，这钱是……我拍广告赚的！”
叶陶把信封递给母亲，“妈，以后我可以拍广告赚钱，帮你和姐姐减轻负担了！”
苏婉清打开信封，看着里面的现金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，滴在桂花糕上。
她一把抱住叶陶，声音哽咽：“我的阿陶长大了，懂事了……” 叶陶靠在母亲怀里，闻着母亲身上淡淡的皂角味，暗暗握紧拳头：原来这张被人嘲笑的混血脸庞，能换来实实在在的安稳，能让母亲露出这样的笑容。
从那以后，叶陶成了课余时间最忙碌的人。
陈坤又给她介绍了不少广告，洗发水、童装、商场海报，甚至还有一些小品牌的护肤品广告。
她放学后就往摄影棚跑，周末更是排得满满当当，从铜锣湾到尖沙咀，从旺角到中环，香港的街头巷尾渐渐有了这个混血少女的身影。
她把大部分收入交给母亲，自己只留一点点买参考书和文具，圣玛格丽特的校服依旧洗得发白，却被她穿得笔挺，领口的缝补痕迹被她小心翼翼地掩饰着。
可流言蜚语也随之而来。
圣玛格丽特的女生们私下议论她“爱钱如命想当明星想疯了”，有人说她“拍广告不务正业，迟早会堕落”，甚至有同学在背后模仿她拍广告的姿势，故意大声说：“有些人啊，就是靠脸吃饭，哪里还想着读书。”
叶陶不止一次在走廊里听到这些话，她总是握紧书包带，低着头快步走过，不辩解，也不反驳。
她见过母亲为了省车费，在倾盆大雨里徒步走两小时回家，浑身湿透却舍不得打车；见过姐姐因为长期熬夜打工，患上了神经衰弱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却依旧强撑着去上班；见过阁楼的屋顶漏雨，雨水滴在床铺上，母亲只能把被子挪来挪去，整夜无法安睡。
那些轻飘飘的流言蜚语，远不如母亲一声压抑的叹息，姐姐一个疲惫的眼神，更让她心疼。
她把所有的委屈都藏在心里，化作读书和拍广告的动力。
她知道，只有变得更强大，才能让母亲和姐姐过上好日子，才能摆脱这令人窒息的贫穷。
十七岁那年，香港会考成绩公布，叶陶考出了28分（满分30分）的佳绩，全港仅有三百余人获此成绩。
圣玛格丽特的校长特意找她谈话，校长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，看着面前这个容貌出众、成绩优异的女孩，语气恳切：“叶陶，你的成绩足够申请牛津、剑桥，学校可以给你写推荐信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出国留学？”
叶陶看着校长桌上窗外的绿荫，心里泛起一阵酸楚。
出国留学是她曾经的梦想，可她不能这么自私。
她想起家里的账单：每月的房租、水电费、姐姐的医药费，还有母亲日渐衰老的身体。
她摇了摇头，语气坚定：“校长，谢谢您的好意，我不想出国留学。
我想先赚钱，让妈妈和姐姐过好日子。”
校长看着她眼里的倔强，叹了口气，不再劝说。
那天傍晚，叶陶在尖沙咀的摄影棚拍一则护肤品广告。
收工后，一个穿着职业套装、妆容精致的女人拦住了她，递过来一张粉色的报名表。
“你好，我叫林慧，是无线台的星探。”
女人的笑容温和，眼神却带着锐利的审视，“我关注你很久了，你的外形和气质都很出众，有没有兴趣参加香江小姐竞选？
冠军能首接签无线台，还能拿十万奖金。”
叶陶接过报名表，粉色的纸张上印着“香江小姐竞选”几个烫金大字，下面写着“改变命运，从此刻开始”。
十万奖金像一道强光，照亮了她的眼睛。
她想起阁楼漏雨的夜晚，母亲蜷缩在潮湿的被子里；想起姐姐布满伤痕的手指；想起那些嘲笑她的眼神；想起母亲说“住不漏雨的房子”的愿望。
指尖抚过报名表上的字迹，她仿佛看到了母亲和姐姐过上好日子的模样。
深吸一口气，叶陶拿起笔，在报名表的“参赛选手”一栏，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——叶陶。
夕阳透过摄影棚的窗户，洒在她的脸上，为她深棕色的眼眸镀上了一层金光。
那一刻，这个从澳门窄巷走来、在香港阁楼长大的混血少女，决心要抓住这根命运递来的稻草，用自己的双手，劈开一条通往光明的路。
青石板路被晒得发烫，踩上去像贴着一块温热的烙铁，两旁爬满青苔的骑楼歪歪扭扭地挤在一起，木窗棂上的红漆斑驳脱落，露出底下深褐色的朽木，偶尔有咸鱼干的腥味混着巷口香火的味道飘过来，构成叶陶童年最初的嗅觉记忆。
她出生在骑楼三楼的一间小屋里，不足十平米的空间塞着一张木板床、一个掉漆的衣柜和一张八仙桌。
母亲苏婉清是从苏州逃难来澳的会计，说话总带着软糯的吴侬软语，梳着整齐的发髻，哪怕穿洗得发白的粗布衫，也永远浆洗得笔挺。
父亲卡洛斯是土生土长的葡萄牙裔，二战时被日军掳至南洋矿场做苦工，左脸颊一道浅浅的疤痕，是那段岁月留下的印记。
他个子高大，卷发深目，笑起来时会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，偶尔会用生硬的中文给叶陶唱葡语歌谣。
叶陶的到来，像给这个拮据的跨文化家庭添了一抹亮色。
她继承了母亲柔和的东方轮廓，又带着父亲深邃的西方五官——深棕色的眼瞳像浸在清水中的琥珀，阳光底下会泛着细碎的金光，睫毛浓密得像蝶翼，眨眼时能扫到眼下的皮肤，高挺的鼻梁下，是唇线清晰的薄唇，笑起来时右边嘴角会陷出一个浅浅的梨涡。
可这份独特，在童年里没带来多少艳羡，反倒成了孤立的源头。
三岁那年，她跟着母亲去巷口买豆腐花，几个光着脚丫的小孩围着她跳，用带着粤语腔调的普通话喊：“番仔！
野孩子！”
她吓得躲在苏婉清身后，攥着母亲的衣角不敢抬头，却听见母亲轻声却坚定地说：“我的女儿是中国人，也是葡萄牙人，她不是野孩子。”
可那些恶意像粘在衣服上的灰尘，越拍越多。
上小学时，她的卷发成了同学们取笑的对象，有人趁她不注意，偷偷扯她的头发，喊她“小卷毛”；她说话时偶尔会带出母亲教的苏州软语，或是父亲无意间残留的葡语腔调，总能引来一阵哄笑。
跳皮筋时，没人愿意和她一组，女生们扎堆坐在石阶上，窃窃私语地议论她“长得怪”；就连课堂上，老师提问时，她举起的手也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。
叶陶渐渐学会了沉默。
她总是独来独往，课间要么趴在桌上看书，要么躲在操场角落的老槐树下，用小石子在地上画母亲描述过的苏州园林。
只有父亲卡洛斯在家时，她才能感受到片刻的温暖。
卡洛斯会把她抱到八仙桌上，用葡语给她讲南洋的椰子树，讲矿场里的星星，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用糖纸包着的水果糖，塞进她嘴里，甜丝丝的味道能驱散一整天的委屈。
可这样的时光太少了，卡洛斯的生意时好时坏，常常早出晚归，后来甚至一连几天不回家。
她十岁那年的一个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叶陶被一阵滚轮摩擦地面的声音吵醒。
她揉着眼睛爬起来，看见卡洛斯正弯腰把一个棕色的行李箱拖到门口，他的衬衫领口敞开着，胡茬泛着青色，脸上没有往日的笑容。
苏婉清站在一旁，背对着他，肩膀微微颤抖，手里攥着一块皱巴巴的手帕。
“以后，不用再找我了。”
卡洛斯的声音低沉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，说完便拉开门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巷口的晨雾里。
那扇木门“吱呀”一声关上，像一道惊雷劈在这个家里。
苏婉清转过身时，眼睛红得像熟透的樱桃，却硬是没掉一滴眼泪。
她默默地走到衣柜前，把卡洛斯挂在里面的几件衬衫取下来，连同他唯一一张全家福照片，一起塞进了床底的木箱里，用一块旧布盖得严严实实。
“阿陶，阿晴，”她蹲下来，轻轻抚摸着叶陶和姐姐叶晴的头，声音沙哑却坚定，“以后，我们三个相依为命，谁也不靠。”
姐姐叶晴比叶陶大三岁，懂事得早，她紧紧握着妹妹的手，用力点头：“妈，我会照顾好阿陶的。”
叶陶看着母亲强装坚强的脸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说不出话，只觉得眼眶发烫。
为了节省开支，苏婉清带着两个女儿搬到了香港九龙的旧楼区。
那是一栋建于五十年代的红砖楼，她们住在顶层阁楼，一间只有十几平米的小房子。
屋顶是铁皮铺的，踩在上面会发出“咚咚”的响声，墙壁上布满了裂纹，糊着的旧报纸己经泛黄卷边。
屋里只有一张吱呀作响的双人床，母亲睡在中间，叶陶和姐姐挤在两边，旁边放着一张捡来的木桌，权当书桌和饭桌，还有一个掉漆的铁皮柜，用来装母女三人的衣物。
阁楼里没有空调，夏天像个闷热的蒸笼，晚上只能靠一把蒲扇降温；冬天又冷得刺骨，寒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，冻得人缩成一团。
最难熬的是雨天，雨水砸在铁皮屋顶上，噼啪作响，像有无数只鼓在耳边敲打，根本睡不着觉。
苏婉清在狭小的厨房做饭，那厨房小得只能容下一个人，油烟呛得人睁不开眼，屋顶的破洞会漏下雨水，滴在锅沿上，发出“滴答滴答”的声音。
叶陶和姐姐就各举着一把旧伞站在旁边，伞沿的水滴顺着伞骨淌下来，打湿她们的衣角和单薄的布鞋，脚底板泡在冰凉的水里，冻得发麻，却没人敢抱怨——她们知道，母亲能租下这间阁楼，己经花光了所有积蓄。
“阿陶要好好读书，将来住不漏雨的房子。”
苏婉清总在灯下缝补旧衣服，她的指尖因为常年劳作，布满了细小的裂口，有时被针扎得通红，她也只是含在嘴里吮一下，继续缝补。
她原本是苏州有名的会计，可到了香港，因为口音和没有本地执照，只能在一家小工厂做记账员，工资微薄，还经常加班。
晚上回到家，她还要帮人缝补衣物赚外快，常常忙到后半夜，昏黄的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映在斑驳的墙壁上，像一幅憔悴的剪影。
苏婉清再苦再累，也坚持送姐妹俩去圣玛格丽特女子中学——那所藏在九龙塘绿荫里的名校，红砖教学楼爬满了常春藤，操场铺着绿油油的草坪，学费昂贵得让人心惊，却是苏婉清眼里“能改变命运的跳板”。
为了凑学费，她戒掉了自己唯一的爱好——喝苏州碧螺春，把省下来的钱都给女儿们买书本和校服；姐姐叶晴初中毕业就主动辍学，去了一家制衣厂打工，每天在流水线上工作十几个小时，手指被缝纫机扎得伤痕累累，却总在回家时，偷偷给叶陶塞一颗水果糖，笑着说：“阿陶，好好读书，姐姐赚钱供你。”
叶陶没让母亲和姐姐失望。
她坐在阁楼的小木桌前，借着昏黄的灯光啃书本，那盏台灯是捡来的，灯线缠着胶布，时不时会闪烁一下，却照亮了她面前的课本。
她的英语发音标准流利，连教英语的修女都夸她“有母语者的天赋”；中文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，她笔下的苏州园林，带着母亲描述的温婉，让同学们心生向往；数学更是她的强项，复杂的几何题，她总能很快找到解题思路。
就连教葡语的老师，都惊讶于她的语言天赋，常常让她在课堂上领读，说她“比葡萄牙本土的孩子说得还标准”。
可现实的窘迫像影子一样追着她。
圣玛格丽特的校服是藏蓝色的连衣裙，叶陶的那套是姐姐穿旧的，洗得发白，领口处还有缝补的痕迹；同学们都背着崭新的书包，她的书包是母亲用旧布料缝制的；别人午餐吃着三明治和水果，她的午餐永远是母亲早上煮的白粥和一小碟咸菜。
有一次，同桌不小心打翻了她的粥，白粥洒在她的校服上，黏腻的触感让她浑身不自在，同桌却捂着嘴笑：“叶陶，你怎么总吃这种东西？”
叶陶低着头，默默地擦拭着衣服，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。
十三岁那年的一个周末，叶陶替母亲去铜锣湾的写字楼送账本。
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扎着马尾辫，手里紧紧攥着用布包好的账本，快步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。
阳光刺眼，她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，正想找个阴凉处歇脚，一个穿着花衬衫、背着相机的男人突然拦住了她。
“小姑娘，等一下！”
男人的声音带着几分急切，目光落在她的脸上，像发现了稀世珍宝，“你长得太好看了，要不要拍广告？
一天给你五百港元！”
叶陶愣住了，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攥着账本的手更紧了。
她从小就被母亲告诫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尤其是在这种人多眼杂的地方。
“我不要，谢谢。”
她低着头，想绕过男人离开。
“别着急走啊！”
男人连忙拦住她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她，“我是星辉广告公司的星探，叫陈坤，不是坏人。
你看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们公司拍过很多知名广告，不会骗你的。”
叶陶犹豫着接过名片，上面印着公司地址和电话，纸质粗糙，她心里还是没底。
“我妈妈不让我随便跟陌生人走。”
陈坤看出了她的顾虑，语气放缓了些：“我知道你担心，你可以先跟你妈妈商量一下。
五百港元，足够你妈妈买几件新衣服，也能给你姐姐减轻点负担，不是吗？”
“减轻负担”西个字像一根针，刺中了叶陶的心。
她想起母亲指尖的伤口，想起姐姐疲惫的笑容，想起阁楼漏雨的屋顶，五百港元对她们家来说，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
她抬起头，看着陈坤真诚的眼神，迟疑着点了点头：“我……我跟你去看看，但我要先给我妈妈打个电话。”
广告拍摄地在一间狭小的摄影棚里，弥漫着化妆品和胶水的味道。
叶陶被化妆师按在椅子上，涂上淡淡的口红，画了浅浅的眼线，换上一件洁白的连衣裙。
当她抱着道具娃娃站在镜头前时，心里紧张得像揣了一只兔子，手心全是汗。
“别紧张，看着镜头，笑一笑。”
导演拿着喇叭喊。
叶陶深吸一口气，想起母亲收到糕点时的笑容，嘴角不自觉地扬起。
她的眼睛太亮了，深棕色的眼瞳里像盛着星光，笑容干净又纯粹，带着少女独有的青涩与灵动。
导演眼前一亮，连声喊：“很好！
就是这样！
眼神再柔和一点！”
拍摄很顺利，不到三个小时就结束了。
陈坤递给她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着五百港元现金，崭新的纸币带着油墨的味道。
叶陶捏着信封，心里又激动又忐忑，她跑出摄影棚，沿着铜锣湾的街道一路狂奔，跑遍了三条街，才找到一家卖苏州糕点的小店——那是母亲最喜欢吃的桂花糕，平时舍不得买。
回到家时，苏婉清正坐在灯下缝补衣服。
叶陶把糕点递到母亲面前，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悦：“妈，你看，我买了你爱吃的桂花糕！”
苏婉清愣住了，放下针线，拿起一块桂花糕，放在鼻尖闻了闻，眼眶瞬间红了。
“阿陶，这钱是……我拍广告赚的！”
叶陶把信封递给母亲，“妈，以后我可以拍广告赚钱，帮你和姐姐减轻负担了！”
苏婉清打开信封，看着里面的现金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，滴在桂花糕上。
她一把抱住叶陶，声音哽咽：“我的阿陶长大了，懂事了……” 叶陶靠在母亲怀里，闻着母亲身上淡淡的皂角味，暗暗握紧拳头：原来这张被人嘲笑的混血脸庞，能换来实实在在的安稳，能让母亲露出这样的笑容。
从那以后，叶陶成了课余时间最忙碌的人。
陈坤又给她介绍了不少广告，洗发水、童装、商场海报，甚至还有一些小品牌的护肤品广告。
她放学后就往摄影棚跑，周末更是排得满满当当，从铜锣湾到尖沙咀，从旺角到中环，香港的街头巷尾渐渐有了这个混血少女的身影。
她把大部分收入交给母亲，自己只留一点点买参考书和文具，圣玛格丽特的校服依旧洗得发白，却被她穿得笔挺，领口的缝补痕迹被她小心翼翼地掩饰着。
可流言蜚语也随之而来。
圣玛格丽特的女生们私下议论她“爱钱如命想当明星想疯了”，有人说她“拍广告不务正业，迟早会堕落”，甚至有同学在背后模仿她拍广告的姿势，故意大声说：“有些人啊，就是靠脸吃饭，哪里还想着读书。”
叶陶不止一次在走廊里听到这些话，她总是握紧书包带，低着头快步走过，不辩解，也不反驳。
她见过母亲为了省车费，在倾盆大雨里徒步走两小时回家，浑身湿透却舍不得打车；见过姐姐因为长期熬夜打工，患上了神经衰弱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却依旧强撑着去上班；见过阁楼的屋顶漏雨，雨水滴在床铺上，母亲只能把被子挪来挪去，整夜无法安睡。
那些轻飘飘的流言蜚语，远不如母亲一声压抑的叹息，姐姐一个疲惫的眼神，更让她心疼。
她把所有的委屈都藏在心里，化作读书和拍广告的动力。
她知道，只有变得更强大，才能让母亲和姐姐过上好日子，才能摆脱这令人窒息的贫穷。
十七岁那年，香港会考成绩公布，叶陶考出了28分（满分30分）的佳绩，全港仅有三百余人获此成绩。
圣玛格丽特的校长特意找她谈话，校长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，看着面前这个容貌出众、成绩优异的女孩，语气恳切：“叶陶，你的成绩足够申请牛津、剑桥，学校可以给你写推荐信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出国留学？”
叶陶看着校长桌上窗外的绿荫，心里泛起一阵酸楚。
出国留学是她曾经的梦想，可她不能这么自私。
她想起家里的账单：每月的房租、水电费、姐姐的医药费，还有母亲日渐衰老的身体。
她摇了摇头，语气坚定：“校长，谢谢您的好意，我不想出国留学。
我想先赚钱，让妈妈和姐姐过好日子。”
校长看着她眼里的倔强，叹了口气，不再劝说。
那天傍晚，叶陶在尖沙咀的摄影棚拍一则护肤品广告。
收工后，一个穿着职业套装、妆容精致的女人拦住了她，递过来一张粉色的报名表。
“你好，我叫林慧，是无线台的星探。”
女人的笑容温和，眼神却带着锐利的审视，“我关注你很久了，你的外形和气质都很出众，有没有兴趣参加香江小姐竞选？
冠军能首接签无线台，还能拿十万奖金。”
叶陶接过报名表，粉色的纸张上印着“香江小姐竞选”几个烫金大字，下面写着“改变命运，从此刻开始”。
十万奖金像一道强光，照亮了她的眼睛。
她想起阁楼漏雨的夜晚，母亲蜷缩在潮湿的被子里；想起姐姐布满伤痕的手指；想起那些嘲笑她的眼神；想起母亲说“住不漏雨的房子”的愿望。
指尖抚过报名表上的字迹，她仿佛看到了母亲和姐姐过上好日子的模样。
深吸一口气，叶陶拿起笔，在报名表的“参赛选手”一栏，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——叶陶。
夕阳透过摄影棚的窗户，洒在她的脸上，为她深棕色的眼眸镀上了一层金光。
那一刻，这个从澳门窄巷走来、在香港阁楼长大的混血少女，决心要抓住这根命运递来的稻草，用自己的双手，劈开一条通往光明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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